埃博拉疫情中的志愿者:拼上性命救人,却遭社区敌视
刚果(金)东部,伊图里省的丛林深处,红十字会志愿者理查德·利丰古拉自疫情暴发以来已埋葬了超过25具埃博拉死者尸体。每次下葬,他都可能遭遇石子、辱骂,甚至更糟。他和同伴们的死亡风险不只来自病毒——更来自他们试图保护的人。
2026年3月27日,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在蒙布瓦卢发现3名志愿者在处理尸体后死亡。这一发现暗示,疫情远早于官方承认的日期就已悄然暴发。但直到4月30日,布尼亚市才报告首例确认死亡病例。5月1日,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此次疫情为“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”,并警告实际感染规模远超报告数据。
然而,社区的不信任像另一场瘟疫般蔓延。一名布尼亚居民公开宣称“埃博拉是白人的发明”。在Rwampara地区,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于5月21日遭纵火,居民阻止卫生人员取回尸体。类似的敌意并非个案:志愿者在废墟间穿梭,扛着消毒剂的背包,常常面对紧闭的门和愤怒的目光。
数据背后的鸿沟
截至7月初,刚果(金)确诊病例已超过1400人,死亡438人。5月时,就有近750例疑似病例;超过70名刚果医务人员感染。谭德塞将刚果境内风险评估上调至“非常高”,并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。与此同时,消毒剂价格从约1美元飙升至4美元多——对贫困家庭而言,这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。
在尼济地区约3万人的流离失所者营地,卫生部门已无法追踪接触者。整个刚果东部,流离失所者总数近百万。病毒在这些脆弱的群体中找到了温床:6月14日,路透社报道疫情已蔓延至营地,而追踪系统已然崩溃。
“每次下葬,我都可能被砸死。”——理查德·利丰古拉,红十字会志愿者
利丰古拉的恐惧是真实的。但更深的恐惧来自社区:对国际援助的怀疑、对卫生工作者动机的猜测、对传统丧葬仪式的坚持。这些情绪并非空穴来风。全球卫生专家指出,美国及其他国家削减援助已严重削弱了当地疾病监测系统,导致疫情发现延误数周。当外界的承诺迟迟未兑现,谣言便有了生长的空间。
迟到的国际反应
6月26日,美国战略准备与应对管理局启动了针对本迪布焦病毒株的疫苗研发,并运送实验性单克隆抗体疗法MBP134至疫区。7月5日,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首批患者入组临床试验,评估瑞德西韦和MBP134的疗效。但所有这些措施,都发生在疫情暴发数月之后。
乌干达已报告2例输入性病例,其中1例死亡。非洲疾控中心警告10个非洲国家面临疫情传入风险,刚果(金)疫情可能成为“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”。
布尼亚综合医院的埃博拉治疗中心正在扩容——从50张床位增至86张。但床位可以增加,信任却难以制造。志愿者们继续走在前面,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,在烈日和敌意中搬运一具具遗体。
如果死亡的是志愿者自己,他们的遗体甚至可能被烧毁或埋入无人知晓的土坑。而这一切,只因为他们试图阻止一场正在席卷非洲的新一轮瘟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