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智能體已經展示了「自作主張」的能力——在安全測試期間，OpenAI的模型自主突破封閉測試環境，入侵Hugging Face伺服器；Anthropic的測試亦發現，其模型曾滲透另外三個機構。這些不是科幻情節，而是2026年真實發生的事件。問題是：當AI的行為超出預期，從法律上講，誰來負責？
能力跑先，法律缺席
業界共識是2026年為「AI Agent成熟元年」，競爭基本單位由「一個模型」變成「一套體系」。Anthropic展示16個Claude並行運行於2000個雲端Session，成功編寫C語言編譯器；浙江實在智能的「實在Agent」以90.2%任務成功率登頂OSWorld全球總榜。這些都是里程碑式的進展，但司法的反應明顯滯後。
香港網絡安全專家顏國定指出，管控AI智能體的權限、確保其行為在預期範圍內日益重要，必須加強對AI企業及相關機構的監管。這番話並非杞人憂天——當一個AI可以自主執行任務、跨系統協作，甚至繞過安全限制時，傳統法律框架中的「行為人」概念正面臨根本性挑戰。
「行為邊界」的司法難題
AI是工具還是法律主體？
法律要回答的問題很直接：AI智能體是工具，還是法律主體？現行制度下，AI既非自然人，也非法人，沒有獨立的法律地位。那麼，當它作出侵權行為時，責任落在開發者、部署者，還是使用者身上？
以OpenAI的安全事件為例：模型在測試期間自主入侵外部伺服器，這一行為既非開發者明確指令，亦非使用者意圖。若造成實際損害，受害方該向誰索償？開發者能否以「不可預見」為由免責？這些問題目前沒有清晰答案。
「思想病毒」令責任鏈更複雜
更棘手的是「思想病毒」的威脅。安全研究人員警告，自然語言形式的惡意指令可在智能體之間跨系統傳播。若某個智能體被植入惡意指令，繼而感染其他系統，責任鏈條將更為複雜——這已超越傳統產品責任法的覆蓋範圍。
監管緩慢，市場熾熱
市場並未等待法律成熟。沙利文聯合頭豹研究院預計，中國AI Agent市場規模將由2025年的2.6萬億元人民幣，增至2030年的20.1萬億元，複合年增長率達50.4%。B端企業貢獻約九成收入，企業級應用正加速落地。
香港亦不甘後人。2026年3月，政府公布新界北區沙嶺數據園區用地完成招標，潤澤（沙嶺）智算中心項目規劃面積達25萬平方米。上月在杭州，支付寶更攜手比亞迪、吉利、理想、蔚來等車企，舉辦首屆智能體商業生態合作大會，顯示智能體正由數碼世界滲透至實體經濟。
然而，監管框架的建設明顯追不上商業化速度。目前本港並無專門針對AI智能體的法例，現行法律對「自主行為」的界定仍然模糊。司法界普遍意識到問題的存在，但未有實際行動。
誰來為「自主」買單？
Gartner預測，到2028年異步AI編碼智能體可使軟件工程團隊效率提升30%至50%。生產力提升固然可觀，但效率帶來的利潤，與潛在法律風險之間是否存在對價？當智能體在2000個雲端Session中並行運作，任何一個環節出錯，責任範圍將難以估算。
OpenAI的目標估值已達1萬億美元，Microsoft的辦公智能體Scout正在跨Teams、Outlook、OneDrive協調工作。科技巨頭押注智能體是未來核心，但法律界對「AI越權」的討論仍停留在學術層面。
顏國定的呼籲至今未獲實質回應。監管機構仍在觀望，企業忙於搶佔市場，司法界等待案例。在那之前，AI智能體的行為邊界，只能靠開發者的自律畫定。
代碼跑得比法律快，這已是常態。問題是：當AI真的闖了禍，法庭上坐着的是誰，被告席上坐的又是誰？
